有人曾問我，為什么“遠恒佳重慶公學”要帶一個“公”字，分明是私立學校，帶一個“公”字，是不是想借“公立”的光，給人一種“公辦”的表象？

我笑笑，不便回答。不便回答，主要還是因為說來話長，不了解“公學”二字的來龍去脈和發(fā)展歷史，說也白說，你說得再多，人家未必聽得進去！

“公學”一詞起源于英國。1572年，英國農(nóng)民約翰·萊恩見于貧苦家庭的孩子讀不起書，立意辦一所學校，專門教育貧困子弟。他的想法得到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特許，遂建立學校，成立了哈羅公學。費用部份由王室資助，部份由社會募集。當時英國等級分明，貴族子弟和平民子弟接受的教育差距很大，特別是在禮儀方面。萊恩發(fā)誓要讓貧民子弟也要像貴族子弟一樣學得有禮貌、教養(yǎng)和尊嚴，因此，在這方面他不遺余力，以至于著貴族子弟服裝卻戴一頂貧民硬草帽成了學校學生留傳至今的“標配”。因為教育得方，貧民或平民子弟大多學有所成且有社會責任擔當，后來許多貴族也把子弟送到了這所學校來，到19世紀，哈羅公學已是大英帝國4大私立名校之一，像著名詩人拜倫、以及二戰(zhàn)時的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都是哈羅公學的校友。因此，從這個角度講，“公學”并不是“公立學?！钡囊馑?，它只代表學生有“公共情懷”和“公眾責任擔當”！

  中國最早的公學創(chuàng)辦于1906年。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11月，為反對日本文部省頒布的《取締清國留日學生規(guī)則》，東京8000余名中國留日學生罷課抗議，3000余名留日學生退學回國。1906年2月，大批留日學生返抵上海，沒有著落，留學生中的姚洪業(yè)、孫鏡清等各方奔走，募集經(jīng)費，在上海北四川路橫浜橋租民房為校舍，開始籌辦中國公學，后遷至吳淞（今吳淞中學）。兩江總督端方每月?lián)茔y1000兩，派四品京堂鄭孝胥為監(jiān)督。校務由執(zhí)行、評議兩部負責，革命黨人于右任、馬君武、陳伯平、李登輝等任教員。1906年4月10日，中國公學在上海正式開學。共招學生318人，來自13個省。分大學班、中學班、師范速成班、理化專修班。胡適當時是公學學生。1908年9月，因鬧學潮，胡適隨一些激進同學離開公學，自辦新公學繼續(xù)學業(yè)，同時又兼了新公學低級班的英語教師、兼批改作文。退出老公學的學生自動捐款，加上社會資助、支持，租賃慶祥里作校舍，學生自己管理，兢兢業(yè)業(yè)辦校。艱苦悲壯地支撐了一年多時間，終因經(jīng)費拮據(jù)，難以為繼，于是又與老公學談判合并，160多人的新公學大部分學生回去了。1909年10月，中國新公學與中國公學合并。合并后不久，經(jīng)費依然不足，公學幾將解散。為喚起國人對公學的關注，姚宏業(yè)憤投黃浦江自盡。民國成立后，得到孫中山、黃興扶持。此后，吳淞中國公學逐漸發(fā)展成包括文、法、商、理四院17系的綜合型大學，并增設了中學部。1915年，梁啟超任董事長。因為孫中山、黃興的扶持，所以中國公學的“公”字始融入孫中山“天下為公”的教育理念。

1915年，北京國民大學與上海吳淞中國公學合并，稱中國公學大學部。

1917年3月5日，北京中國公學大學部改名中國大學，學校遷入北京西單二龍坑鄭王府新址。同年，上海吳淞中國公學停辦。

1919年中學部恢復，王家襄任校， 1922年升為大學。

 中國公學當時不用高中文憑就可以投考，錄取新生條件較寬，教學當中新開的選修課目也很多，可謂學術相當自由，德日派、英美派都有一席之地。講授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國家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學說的也都有，沒有什么顧忌。這在當時的大學里是別開生面的。但思想活躍的地方，容易發(fā)生紛爭，終于釀成沖突。

 1931年，“一·二八”淞滬抗戰(zhàn)之前，為了中國應不應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問題，一年中就發(fā)生了四次風潮，學校接連換了四個校長。1932年，“一·二八”之役，學校毀于日軍炮火，被迫停辦。

 1933年，公學師生撤退到法租界趙主教路（今五原路），借褚輔成辦的上海法學院教室復課，重新開辦，由熊克武任校長。

 1936年，由國民黨政府教育部勒令停辦。

 1937年，抗日戰(zhàn)爭期間，中國公學名存實亡，僅在重慶開設有中學部。

 1940年，重慶中國公學（中學部，即中國公學附屬中學，）亦停辦。

 1949年2月，熊克武、但懋辛（辛亥革命運動四川領導人）等在重慶重新組建中國公學。

 1951年，中國公學與正陽法商學院等合并為重慶財經(jīng)學院，次年并入西南人民革命大學，劉伯承任校長。1953年，以西南人民革命大學為基礎，合并重慶大學、四川大學、貴州大學、云南大學、重慶財經(jīng)學院的法律院（系）又成立西南政法學院，即今天的西南政法大學前身。

當然，這些資料是從網(wǎng)上查來的，我沒去做過具體的考證，總之，中國公學從創(chuàng)辦之日起，就命運多舛，莘莘學子們的求學之路和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命運相連，雖然時起時伏、時興時衰，不斷的關停、遷徙，歷盡坎坷和千辛萬苦，但是，它卻為苦難中的中華民族培養(yǎng)出了大批的優(yōu)秀人才，如胡適、馮友蘭、羅爾綱、吳晗、何其芳等著名學者，以及江姐這樣的革命志士，都曾是中國公學的學生。江姐于1936年考入重慶南岸中學，1938年12月又考入重慶中國公學附屬中學讀高中。在中國公學停辦后，江姐才按上級指示于1940年秋考入重慶中華職業(yè)學校會計班學習。     

 2015年，長壽區(qū)政府和深圳遠恒佳教育集團有感于中國公學的歷史淵源、使命和責任，決定聯(lián)合恢復重慶公學的辦學，并命名為遠恒佳重慶公學。所以，遠恒佳重慶公學的“公”字與“公立”的“公”字無關，只與“天下為公”、“立德立公”有關。

縱觀英國哈羅公學和其他公學的歷史，也縱觀“中國公學”的歷史，不難看出，二者是有區(qū)別的。英國的公學注重“貴族精神”的培養(yǎng)。盡管哈羅公學辦學的初衷是幫助貧苦人家的子弟上學，但目的仍是要讓貧苦人家的子弟接受到“貴族”式的教育。到后來，哈羅公學基本上屬于貴族學校了，一般的平民百姓子弟是很難上得了這樣的學校的，起碼收費就相當?shù)母?。中國公學辦學之初只是借了英國“公學”的名，實質(zhì)上是一批學子希望借此來振興中國的民族教育。中國當時的教育，拒絕科技方面的知識，唯八股文為重。洋務運動后，使中國有識之士明白了強國必先強教育，要接受外國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文化。因此，那批留日學生回國后最大的夢想就是辦一所不同于清王朝傳統(tǒng)學校的學校。他們四處奔走，四處籌款，幾乎不存一己私利。所以，中國公學不是要培養(yǎng)“貴族”，而是要培養(yǎng)社會精英人才。這樣的不同，也決定了二者后來命運的不同。英國的公學，多為社會有錢人資助，入學的也基本上是貴族和有錢人的子弟，學校不存在辦學經(jīng)費的不足，越往后，越有辦學實力。而中國公學，誕生于積貧積弱的動蕩時期，招收的學生比較復雜，多看才華和學識，少有看家庭背景的，這就決定了捉襟見肘的愿望趕不上殘酷現(xiàn)實的問題。愿望再好，沒有錢，也注定辦不出好學校來。

轉眼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深圳遠恒佳教育集團和重慶市長壽區(qū)人民政府決定聯(lián)合復辦“重慶公學”，我在想，其初衷大概也不外乎一是繼承“中國公學”強國先強教育的“精英夢”，以遠恒佳的辦學經(jīng)驗、資源和實力，創(chuàng)辦一所與時俱進的優(yōu)質(zhì)學校，為社會培養(yǎng)出一些“精英人才”；二是借鑒英國哈羅公學等西方公學的辦學模式和經(jīng)驗，注重學生禮儀文明和責任擔當?shù)呐囵B(yǎng)，讓學生開拓視野，放眼世界，更好地做一個既有禮儀文明又有責任擔當?shù)默F(xiàn)代公民。如此說來，便真如宋總曾經(jīng)給我講過的那樣，遠恒佳重慶公學的教育理念就是要將中西方文化兼容并蓄，整合成一個系統(tǒng)，培養(yǎng)出“不僅具有自信的文化素養(yǎng)、自立的個性品質(zhì)、自強的獨立人格，而且還要具有愛閱讀、愛創(chuàng)造、會思考、會交往、敢負責、敢為先的創(chuàng)新型人才。”

遠恒佳重慶公學有個關于“美好教育”的愿景表述：“煥發(fā)美好的人性，培養(yǎng)美好的人格，擁有美好的人生，建設美好的教育。”不多，只4 句話，但4句話的內(nèi)含容量卻是相當大的。而對“美好教育”，學校也有十分具體的指向：“美好學校：這里給你支點，讓孩子走向世界；美好學生：習慣好，能力強，成績優(yōu)；美好教師：有愿景，重文化，懂浪漫；美好家長：有共識，愛參與，樂分享；美好管理：聚智慧，能知行，敢擔當；美好課堂：三三四大課堂?！?/span>

我在這里不對這所學校的將來做過多的期待和評判，畢竟才剛剛建好，許多的東西都還存在著諸多不確定性，正如計劃再好也不如變化太快一樣，有些事情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我仔細翻閱過學校的一些資料，客觀地說，他們的某些理念和觀念尚停留在“愿景”的層面，有待在今后的教學實踐中不斷完善和補充。不過，學校建好了，實質(zhì)性的步伐已經(jīng)邁出了，這所公學，將來就必定要努力往前走，并且還要走得“與眾不同”，還要走得有自己的特色，才不至于辜負了宋總、麥總、程總等一批熱心于教育事業(yè)的辦學人的初衷，才不至于辜負了那么多老師和員工在建校之始所付出的艱辛的勞動。

我是這所學校建校之始的“見證者”，我之所以要用筆來記錄下自己的點滴感受，就在于我也熱愛教育事業(yè)，我也希望自己能為這所學校的“美好教育”做一點什么。立德立公，龍行天下！所有的教育，都應當“德”字當先、“公”字當頭，時刻把學生“德”的培養(yǎng)和“公道、公正、公平”的“公性”培養(yǎng)放在首要位置，才能培養(yǎng)出真正對社會有用和有益的人才。國家正處在蓬勃發(fā)展的上升時期，這樣的時期是需要大量復合型和創(chuàng)新型人才的，我相信遠恒佳重慶公學乘了這一東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開創(chuàng)出平民精英教育的嶄新局面來。